[图帖]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皇帝的鉴藏玺和大清二十五玺上[5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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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1-7-27 09:34 只看该作者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皇帝的鉴藏玺和大清二十五玺上[53P]

皇帝宝玺若从秦始皇“乘舆六玺”开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历朝因之，宝玺数目多少不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前各朝代的皇帝宝玺存世者已经寥寥无几，唯其明清两朝的帝玺有较多的遗存，特别是清代皇帝宝玺较完整地保存下来，除少数因战乱散失民间和海外，绝大部分仍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些宝玺都是皇帝的御用之物，制作时多由皇帝下旨，由内府各作御用工匠完成，一般要经过选料、雕钮、选择印文、书篆、呈皇帝御览、修改、刻制、磨光、进呈等程序，要求严格，做工精细，极具皇家雍容华贵之特色。其质地包括玉（白玉、青玉、碧玉、翡翠等）、石（包括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等）、木（包括檀楠木、竹根等）、骨（包括象牙、驼骨等）、金属（包括金、银、铜等）等，几乎囊括了能够制作印章的所有材料。其种类繁多，包括代表封建国家和皇权，发布皇帝谕旨所用的“国宝”；在帝后御笔书画或宫中收藏经过皇帝御览欣赏过的前人书画作品或内府收藏的古今善本图籍上钤盖的“鉴藏玺”，最能反映帝后思想情趣、内心感受的“闲章”以及“宫殿玺”等。紫禁城不仅是帝后的起居之所、朝政重地，同时还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典藏的宝库。尤其是其中所藏的中国历代书画作品和图书，堪称首屈一指。皇帝们在研习鉴赏之余，常常要在这些作品上钤盖收藏印记，累朝叠加，有的竟多达几十方，成为宫藏书画图书的一大特点。与之相对应，皇帝宝玺中便出现大量的鉴藏玺。清代皇帝的鉴藏玺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宫中某些殿宇，多存放有古代图书或字画，凡这些殿宇的收藏，都要钤盖该殿宇的鉴藏玺。如“乾清宫鉴藏玺”、“养心殿鉴藏玺”、“乐寿堂鉴藏玺”、“御书房鉴藏玺”、“无逸斋精鉴玺”及“淳化轩图书珍秘宝”等，同时还要钤盖皇帝的“御赏”“御览”玺；一种是清代皇帝对古代艺术品的整理都十分重视，曾钦定、编纂、刊刻了大量有关古代艺术品的著录书目。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西清古鉴》等。经著录的作品，如善本书籍、书画碑拓，也都在其上钤盖相应的印玺，如“石渠宝笈”、“宝笈重编”、“石渠宝笈所藏”、“秘殿珠林”、“珠林继鉴”等，作为著录的标志；另一种是清朝皇帝撷取内府藏书的精华部分，别贮一地，成为大型丛书，冠以总名。凡收入的书籍，则钤用以丛书名称为印文的印玺。如“天禄琳琅”、“天禄继鉴”、“摛藻堂全书粹要宝”、“味腴书室全书粹要宝”等；再有一种就是皇帝自己的御笔书画，往往钤盖“御笔”“宸翰”类玺，并根据御书内容选择与之相配的其他它小玺。像这样的鉴藏玺几乎清代每位皇帝继位后都有制作。乾隆是制作鉴藏玺最多的皇帝，其一生共刻治玺印1800余方，钤用于古今书画之上的也有千方之多，是在书画作品和图书上留存印迹最多的皇帝。通过这些鉴藏玺，可以使我们了解清宫收藏尤其是书画作品的著录、流传情况。刻宫殿、楼阁、馆院等室名于印上，是为室名印，相传始于唐代宰相李泌的“端居室”玉印。后来士人纷纷仿效，到宋代时这一风气已相当普遍。清代诸帝之宫殿玺即为这类印章的遗续，是清代帝后宝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皇帝的殿名玺与有清一代的土木之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顺治朝处于满族入关伊始，其注意力集中于调整民族关系，巩固满族政权方面，很少大规模的土木建设，故而殿名玺显得凤毛麟角，至今所见者只有“体元斋玺”一种；而康熙帝在满汉民族的融合，发展文化方面成效卓著，故而他仅有的几种殿名玺中的宫殿多与其文化活动息息相关。如“渊鉴斋”则有以之命名的《渊鉴斋古文》《渊鉴类函》《渊鉴斋法帖》《渊鉴斋摹古宝类》等书籍。“佩文斋”则有以之命名的《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佩文斋咏物诗选》《佩文斋广群芳谱》等书籍。“懋勤殿”不但是储存御用文房用品之处，同时还以之命名了一部书帖即《懋勤殿法帖》。这些都是康熙朝十分重要的文化成果；而雍正帝的殿名玺除皇宫内几处他经常活动场所之外，大部分都集中于圆明园，可知这一时期正是圆明园建设的重要时期；乾隆朝则是整个清代宫殿园林建设的高峰期，是时北京的建设大规模展开，京城内外的许多名胜古迹、园林景观，不是在这时始建，就是在这时扩充或修缮。与之相对应，包括大内及三海、三山、五园在内的主要景点及建筑的殿名玺都在乾隆的宝玺中出现了。嘉庆以后，国力日衰，土木兴建也越来越少，故而皇帝的宫殿玺也呈现出这样一种减少的趋势。宫殿玺同样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关宫殿建筑的诸多信息。其一，表现建筑之功用。如“味腴书室全书荟要宝”、“摛藻堂全书荟要宝”等，味腴书室和摛藻堂是专门贮存《四库全书荟要》的地方，故有是玺之制。其二，表明帝后在宫殿中的活动。如“渊鉴挥毫”形象地展现出康熙帝在渊鉴斋泼墨染翰的场景。其三，宫殿玺中有一类组合玺，一般三方一组，三玺的质地、钮制相同，其中一方为宫殿玺，另两方则为诗句成语玺，用以说明殿名玺中殿名的含义及来历，从中不难得知其宫殿取名的初衷。总之，故宫所藏皇帝宝玺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大到重要历史典制，小到皇帝的一言一行，在方寸的玺印中多有体现。对于研究清代中央集权制度下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诸方面，都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印玺

康熙御用碧玉玺“康熙御笔之宝”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印玺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印玺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印玺(继位前)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印玺(继位后)

太上皇帝之宝，通高15cm，纽高7.3cm，印面22.5×22.5cm

碧玉质，交龙纽，满汉文篆书，四周刻乾隆皇帝《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盛于雕云龙纹紫檀匣中。

这方“太上皇帝之宝”制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当年九月三日，乾隆帝颁布了在三十八年（1773年）所写的建储密诏（密建皇储），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次年新正举行了禅位大典。乾隆帝归政后，仍住在养心殿训政，嘉庆皇帝则只能住皇子所居的毓庆宫。嗣皇帝年号嘉庆，只对外使用，宫中继续用乾隆年号，批阅奏折、任免官员等重要政务权力仍掌握于乾隆帝手中。

这方“太上皇帝之宝”是清宫帝后宝玺中最大的一方，体现了太上皇权力的至高无上。此宝制成后曾陈设于太上皇宫殿中的皇极殿御案上。此外另有“太上皇帝之宝”数方，皆作汉文篆书，用于书画鉴赏活动。

青玉“五经萃室”印，清乾隆，印面3.2cm×3.4cm，通高7cm

印青玉质，长方形，蟠龙钮。印面篆书“五经萃室”。“五经萃室”与“八徵耄念之宝”、“自强不息”印为一组，同贮于一木匣。

“八徵耄念之宝”、“自强不息”印是乾隆皇帝晚年经常使用的宝玺。为了使用方便乾隆帝下令制造了几十方“八徵耄念之宝”、“自强不息”，与不同的宫殿名印合成组印，这是其中的一组。五经萃室位于昭仁殿内，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失火殃及昭仁殿，此印有经火烧过的痕迹。

乾隆帝田黄三联玺，左“乾隆宸翰”，正方形，高1cm，边长2.6cm；中“乐天”，椭圆形，高1cm，长径3cm，短径2.3cm；右“惟精惟一”，正方形，高1cm，边长2.6cm。

此联玺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做太上皇时所镌。系由一块相当大的田黄石雕刻而成。三方印链连在一起。

玺文“惟精惟一”、“乐天”皆出于儒家经典。以“惟精惟一”为文之玺在乾隆早期即有多方，常与“奉三无私”、“乾隆宸翰”一同使用。“惟精惟一”出自《尚书·大禹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乾隆以此表明其施政思想。“乐天”之义取自《周易·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义即“顺天施化是欢乐于天，识物始终是自知性命，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终，自然之理，故不忧也。”

这三玺的篆刻方式与玺文布局均有不同。“乾隆宸翰”为阳文篆刻，布局章法为传统标准格式。“乐天”亦为阳文，两字居中，左右饰以螭纹，使玺面富有动感。这种字、画结合的形式是汉印的遗风。“惟精惟一”为阴文篆刻，印文用汉代私印形式，采取回文法排列，错开相同的两个“惟”字与延长两字上端一笔都是为取得整个印面饱满匀称、和谐美观的效果。

此三联玺在乾隆帝上千方的小玺中备受青睐，以后各帝亦十分珍视。清末代宣统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时携出此印，且随身不离，至1950年方将其交出，经有关机构移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乾隆白玉圆玺在箱内的格子里，在那隐秘的双层底中，裹放着成百个君王的玉玺，用整块玛瑙、玉石或金子制成；他生命中的任何情形及他在位时的任何法令都需要这些沉重的印章；这些无价的玉玺，在皇帝下葬后从没人再碰过，在这里已经沉睡了两百年了。

这件拍品来源北京寿皇殿，法军将领de Gercey于1900年掠至法国。乾隆时期，每遇重要的国事家事都要刻制宝玺为纪念。如果把它们按年代先后排列起来，乾隆一朝的重大历史事件便可一目了然。“乾隆皇帝著名的‘太上皇帝’圆玺可以说是这样一方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专家郭福祥说。

此玺白玉质，整体呈圆柱形，顶部利用土红沁色浅浮雕双龙捧干卦图案，印面朱文篆书“太上皇帝”4字。玺四周阴刻乾隆帝《自题太上皇宝》御题诗。玉质温润细腻，顶部钮雕及四周的御制诗文字刻工流畅精细，形态自然，是典型的乾隆时期的风格。

据郭福祥介绍，这方宝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御玺印谱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材质、体量大小，还是印文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合，可以确定此玺为乾隆时期的真品。

“通观中国历史，名副其实既有尊位又有权势的太上皇，恐怕非清代的乾隆皇帝莫属。按照乾隆自己的说法，早在他继承皇位的时候，就默祈上苍，如果使他享位六十年，他就要传位于嗣子。开始他只不过是以此祈求长寿，但天子有信，出言必行。”

乾隆归政后用喜字第一号御宝刻制了“太上皇帝之宝”玺，它面22.5厘米见方，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宝，现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后，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内府工匠用不同质地制作了二十多方太上皇帝之宝，但圆形印面的只有此次拍卖的这一方。

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的重要宝玺之一，这方圆玺经常钤用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韩滉的《五牛图》、晋代王献之的《中秋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唐寅的《品茶图》轴等都钤印有此玺。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刻有此玺。如台北故宫所藏新石器时代至夏代的玉圭上。